濰縣中心縣委書記劉良才

濰縣中心縣委書記劉良才

◎孫波

　　劉良才(1890—1933)，早期中共黨員，曾任中共廣饒縣委書記、中共濰縣中心縣委書記，土地革命時期烈士。

劉良才

　　1890年4月18日，劉良才出生在廣饒縣大王鄉(xiāng)劉集村一個農民家庭里。年幼時，父母省吃儉用送他到私塾讀書。那時的私塾先生只教人死背經書、安分守己、逆來順受。劉良才讀兩年后，覺得很沒勁，便輟學務工。

　　追求真理，光榮入黨

　　劉良才的青少年時期，正是兵燹不斷的動蕩年代，廣饒農村的勞苦大眾掙扎于水深火熱之中。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劉良才經常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堂弟劉俊才(又名劉子久，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國家勞動部副部長)一起，積極接觸進步思想，從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5年春，經劉俊才介紹，劉良才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本村秘密發(fā)展黨員，同年創(chuàng)建了中共劉集村支部，并擔任支部書記。他以走親訪友、外出攬活為名，到周邊村莊秘密開展黨的活動，建立黨的組織。

　　播撒火種，壯大斗爭

　　1926年1月，劉良才帶領黨支部，創(chuàng)辦農民協(xié)會、夜校和童子團等進步組織。1927年8月，中共廣饒縣特別支部正式成立，由他負責特支的領導工作。他組織開辦農民夜校，建立長工會、短工會、農會等組織，對地主開展“覓漢增資”“短工增資”活動，迫使地主為雇工增加工資。通過斗爭，長工的工錢都有所增加，窮苦農民初次看到了組織的力量。1928年春天，由于叛徒出賣，益都縣委遭到嚴重破壞，劉良才攜帶省委秘密介紹信，冒著生命危險，到益都與益北特支接上關系，共同建立了中共廣(饒)益(都)特別支部聯(lián)席委員會，并成為領導人之一。

　　1928年秋天，根據(jù)省委各地開展“吃坡”斗爭的指示，劉良才主持召開了廣饒縣特支會議，經研究決定，先在劉集村帶領吃不飽的農民開展“掐谷穗”活動。他親自組織和指揮附近各村黨員和貧苦農民約200人，來到地主劉之璞名為“40畝地”的谷地里，一口氣把20多畝地的谷穗掐了個干凈。與此同時，延集村的黨員和群眾也掐了地主延春林、延春波等人10多畝地的谷子，“吃坡”斗爭取得勝利。

　　劉良才在積極組織、領導各支部開展革命斗爭的同時，很重視對黨內外骨干人員的培養(yǎng)教育。他利用自己家的三間房子辦起了農民夜校，培養(yǎng)了一大批敢于斗爭的積極分子，后來大部分都成為黨的活動骨干。1928年底，廣饒縣委成立。

　　1929年1月，劉良才任中共廣饒縣委書記。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廣饒縣委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繼續(xù)深入開展革命活動，并發(fā)動領導了震驚全縣的反苛捐雜稅斗爭——“砸木行”。1930年9月14日，劉良才和縣委其他同志決定以共產黨員、赤衛(wèi)隊員為骨干，以“紅槍會”作掩護，以“木行”為中心，在韓橋村廟會上開展一次聲勢浩大的反捐稅斗爭。這次活動，雖然擴大了黨的影響，但也暴露了黨的組織，給長期隱蔽的斗爭造成極大困難，敵人開始搜捕劉良才，使他無法在本地工作。

　　臨危受命，領導罷工

　　1930年，中共山東省臨時委員會根據(jù)斗爭形勢的需要，指示濰縣要“堅決地從斗爭中組織游擊隊，加緊反豪紳、地主及抗稅、抗債、抗租工作”“要注意向城市及近郊與鐵路附近發(fā)展黨的組織，同時要迅速在城內和坊子建立發(fā)行機構，加強與省委的聯(lián)系”。濰縣縣委幾經調整后，黨的工作重心迅速轉向產業(yè)工人。當時，濰縣反動當局進行了幾次大搜捕，縣委的主要負責人都遭殺害，黨的基層組織大部分被破壞。

　　1931年3月16日，省委在青島召集濰縣、益都、壽光、廣饒4縣聯(lián)席會議，宣布撤銷青萊特委，恢復濰縣中心縣委，任命劉良才為書記，領導高密、壽光、益都、臨朐、廣饒5縣。劉良才上任后，首先恢復整頓了黨組織，發(fā)展了農民群眾團體，積極擴大革命力量。經過劉良才近半年的艱苦工作，在牟家溫莊、耿家小官莊等20多個村子恢復、建立了黨支部或黨小組，使這些地方的革命力量又活躍了起來。

　　1932年11月初，受“左”傾路線影響，濰縣縣委決定舉行“固堤暴動”。后由于叛徒告密，暴動計劃未能實現(xiàn)，敵人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劉良才便轉移到坊子，隱蔽在煤礦工人中。他以木匠身份為掩護，住在坊子四馬路靠近坊子煤礦處，又調陳銘新、高松溪到坊子煤礦組織工人斗爭。這一年冬天，因資本家拖欠工人工資，中共濰縣縣委組織坊子煤礦五六百名工人舉行“井底大罷工”，經過斗爭，取得了發(fā)放拖欠工資和被開除工人復工的勝利。12月，坊子鐵路支部領導工人進行反黃色工會斗爭，要求發(fā)放冬服、改善外工待遇，拒絕交會費，反對強迫工人加入合作社等。兩次很有影響力的斗爭取得了勝利，發(fā)展了部分黨員，壯大了組織力量。

　　叛徒出賣，英勇就義

　　劉良才在濰縣一帶領導的工農斗爭如火如荼，引起了敵人極大的恐懼與仇視，成了敵人的主要追捕對象。敵人在各車站、路口掛起劉良才的畫像，懸賞通緝，嚴加緝查，同時，還派出大批密探到處偵捕。但是，劉良才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不避艱險，仍忘我地從事革命活動。

　　1933年2月，在省委參加黨員訓練班學習的濰縣中心縣委書記劉良才回到濰縣，與留濰縣工作的省委宣傳部長張子健針對臨時省委組織部長宋鳴時的問題，先后兩次向中共山東臨時省委提出質詢和抗議，列舉宋鳴時不做黨的工作、揮霍黨的經費、過腐化生活等事實。5月，宋鳴時來濰縣就縣委提出的質問進行辯解，他既不做檢討，又堅持錯誤的態(tài)度，引起濰縣黨組織極大不滿和反感。

　　1933年7月2日，宋鳴時叛變，于13日帶“捕共隊”到坊子逮捕了劉良才。敵人先用酷刑，后又利誘，妄圖從劉良才口中獲得黨的秘密。但劉良才不但矢口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還一口咬定叛徒孔慶林是“土匪”，機智地借敵人之手，除掉了這個罪大惡極的叛徒。敵人各種酷刑施盡，最后一無所獲，便給劉良才強加“土匪”罪名，將他押至濰縣，在白浪河灘將他殺害。

　　革命先烈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進，永遠受到人民的敬仰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