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金輝老師在吹簫。田源 繪

　　“文革”來了，校長李邦卿遭到“批斗”，差點挨上學生砸過來的麥克風；“停課鬧革命”后，兩派學生為爭奪一處掛旗子的制高點，差點大打出手；沒人代為保管助學金，學生們拿來亂花，幸好被數(shù)學老師發(fā)現(xiàn)，及時制止。不知不覺，三年初中過去了，15級的學生只讀完了初一的課程，畢業(yè)時沒有考試，也沒有畢業(yè)證。

　　初二延期開學

　　會場令人心驚

　　1966年7月，讀完初一，放暑假了。奇怪的是，暑假結(jié)束，學校也不開學。學校通知延期10天，然后又延期10天，這種反常其實早有“預告”。假期中返校那天，筆者聽到校圖書館里發(fā)出憤怒的聲音，全體老師開會，對幾個彎腰低頭的老師大聲地呵斥著。

　　總算回到了學校，迎接大家的卻是停課“鬧革命”。本該畢業(yè)的初三年級學生也被召回了學校，校園墻壁上到處是標語，“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先是停課學習《十六條》，繼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葉世超老師和幾位教研組負責人首當其沖成了“運動”對象。接著是批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整個校園沸反盈天。全校師生大會上，校長李邦卿被押上臺，彎腰低頭，“一巾一盆”制、鼓勵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努力學習，都成了他“陰謀翻天”的“罪惡”。他在學生中一手培植起來的積極分子沖到臺上，揮起講桌上的麥克風，使勁砸向他的脖子。這一下下去，可有生命之憂，臺下膽小的同學嚇得閉上了眼睛。危急時刻，李述之老師走上臺來，他是烈士子弟，根正苗紅，平時在師生中人緣極好，是“運動”初期學校里的權(quán)威人物，他輕聲說了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這支危險的麥克風才停留在了半空中。

　　兩派爭奪制高點

　　數(shù)學老師解爭端

　　前院教學區(qū)變得門可羅雀，后院生活區(qū)卻成為主戰(zhàn)場，先是山頭林立地成立起各種“戰(zhàn)斗隊”，又分為“保守派”“造反派”兩大派系。葉老師成為“造反派”的負責人，筆者卻站隊在他的對立面。有幾次校園相逢，他駐足留步，筆者看都不看他一眼地走了過去，一副誓不兩立的架勢，背后傳來他一聲輕輕地嘆息。

　　后院東大門是學校的制高點，門上的附屬物聳向空中，有五六米之高。一面“保守派”的旗幟插在了上面，“造反派”不干了，非要換上自己寫有“東方紅”的大旗，兩派戰(zhàn)友紛紛趕來，全校學生差不多全都聚集到了這里，革命口號喊聲震天。不由分說，兩派的領(lǐng)頭人迅速攀上大門頂端，胸膛抵著胸膛，眼看要把對方推下去，女同學在下面尖叫。誰也沒想到，數(shù)學老師徐延堂氣喘吁吁地趕來了，他的聲音大得驚人：“我建議，我建議，聽著，換上一面國旗好嗎？”

　　這一招果然有效。下面的同學讓開一條道，大門頂端的兩個人無聲地退了下來。國旗找來了，飄揚在東大門的頂端。在這群學生心里，無論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祖國永遠是至高無上的。

　　助學金不再統(tǒng)一管理 掏錢買梨時被教育

　　也許是厭煩了無休止的斗爭，初二下半年時，運動相對沉寂下來。“保守派”被瓦解，筆者與“戰(zhàn)友”成為受歧視的游蕩者。助學金照發(fā)，再沒有人替學生統(tǒng)一管理，變成了自由支配的零花錢。走出后院的東大門，就是雙楊店村的集市。百無聊賴中，筆者與幾個同學晃蕩到一個梨攤上，涎水直流。正打算掏錢，背后響起了說話聲：“要買梨嗎？”

　　是數(shù)學老師孫樹田。入學初期，孫樹田擔任過筆者所在的15級2班的副班主任，他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被定為“右派分子”，從此少言寡語，對誰都和顏悅色。這次語氣卻格外嚴肅：“知道助學金是干什么的嗎？”許是為了緩和尷尬，他轉(zhuǎn)緩語調(diào)，出了一道關(guān)于梨的數(shù)學難題，內(nèi)容大概是一群和尚去趕集，碰到了一堆梨什么的，求和尚和梨的未知數(shù)。幾個學生都低垂著頭，臉漲得通紅，乖乖地跟老師返回了學校。

　　夜晚降臨，學校沒有按時響起鐘聲，前院教室里晚自習的燈光早已熄了些時日。一縷幽怨的簫聲遠遠傳來，那是劉金輝老師在吹簫。他畢業(yè)于名牌大學，遺憾的是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自知身份敏感，作了運動的“逍遙派”。

　　此后一段時間里，筆者的中學生活就是在這種簫聲中度過的，留下了沉重的記憶。如果有一天再見到劉老師，筆者一定要問他：“那支竹簫還在嗎？”

　　只讀完初一的課程 畢業(yè)沒有畢業(yè)證

　　1968年，在“支左軍宣隊”的主持下，草草恢復了“復課鬧革命”。沒有正規(guī)的課本，語文課學習的是各類報紙上批判“封資修”的文章。老師偶爾暫時找來毛主席詩詞代替，記得是一個紅色皮面的小本本。俄語課取消，早自習變成了“天天讀”（讀《毛主席語錄》）。掌權(quán)的“造反派”不斷來找原“保守派”的同學談話，尋找“新動向”的對立面，他們內(nèi)部更是四分五裂的斗爭不斷，大部分時間還是用來“鬧革命”。

　　不知不覺，三年初中過去，要畢業(yè)了，13級、14級和筆者所在的15級共三屆學生一起畢業(yè)。比之高年級同學，筆者還是幸運的，本應(yīng)該1966年畢業(yè)的13級同學在學校里整整滯留了兩年。兩年時間，他們干了些什么？說是畢業(yè)，沒有畢業(yè)考試，沒有畢業(yè)證書。對于15級的同學倒是按部就班，可只讀完了初一的課程，怎么算得上畢業(yè)？李邦卿校長正在掃廁所，學校革命委員會“你方唱罷我登場”地換了三五次，畢業(yè)證書是無人簽發(fā)的。筆者奔向“名校”的夢想徹底破滅了，背上簡單的行李卷，心情低落地走出了校門。一個同學要送筆者一程，路上他悄悄地說：“葉老師的一份剪報資料還在你手上，讓你還給他。”筆者一時陷入了惶惑之中，資料早丟了不說，三年間多次發(fā)生的尷尬，讓筆者真沒臉見他。

　　走出好遠，筆者才恍然大悟，老師在這樣向他的學生告別。